第23节(4/5)

尽这个写信的人写了那么多封信，并且好好地封了，但是所有信封上都既没有邮编也没有收信人的详细地址，统统只有短短的五个字“同舟兄（亲启）”。

陆蓥一将这些信封一枚一枚排开放在桌上，于是便有了整整二十九个“同舟兄（亲启）”。

房立文看了一阵说：“这些字好像不是一个人写的？”他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29封信中，有些信封上的字迹清晰有力，有些则显得孱弱无力，还有一些本七八糟，不努力看几乎看不清楚，此外，写信人使用的笔也不尽相同，有一些是蓝黑的钢笔墨写的，还有一些是圆珠笔的痕迹，甚至有两封使用的似乎是炭笔，导致信封上黑糊糊的，很难分辨字迹。

卓却只看了一便了结论：“不，是同一个人写的。”他指着其中“同舟兄”的“兄”字那一钩说，“竖弯钩最后那一笔往斜收的风格是一致的。”

“那怎么会区别那么大？”房立文疑惑地问。

“因为不是同一个年代写的。”陆蓥一一边比对着那些信封，排布着什么，一边说，“你看到用钢笔书写，字迹清晰的那些都是这个人正当意气风发，也十分健康之时写的，而这一分圆珠笔的恐怕不是重病就是年老到手已经哆嗦了，至于使用炭笔的，可能是因为当时发生了什么事，所以无法使用正规的文来书写。现在你再看看。”他说着，指了指桌上排好了的信笺。

房立文低看去，忍不住“啊”的一声。零散看的时候还不觉得，但是当陆蓥一有意识地排列过后，这年代变迁的觉确实十分明显。不仅是写信人字迹的变化，使用书写工的变化，同样变化了的还有纸信封本，从一开始的竖排红框格式，到如今的横排加邮政编码框的形式，以至于光是这么看着这些信笺，便会有一时光荏苒的觉铺面而来。

“还有简和繁的区别。”房立文也发现了一个佐证，由于“同舟兄”这三个字不论简繁都是一样写法，所以看不问题，但是“亲启”这两个字却有了显著变化，从初始繁的“親啟”变成了后来简的“亲启”。

“繁字简化是哪一年的事？”他问。

“有两次。”陆蓥一说，“近代以来，我国对繁字简化过两次大规模改革，第一次还是在1935年的民国时期，当时公布的《第一批简字表》中有‘啟’这个字但并没有‘親’这个字。第二次则是在1956年，国务院台了《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》，同时公布了一份《简化字总表》，这份总表共分三个分，里面把‘親’、‘啟’两个字都收录了去，所以就有了你看到的这个变化。”

卓看着那些信说：“使用‘親啟’的信共有十二封，剩的都是‘亲启’。十二封‘親啟’中有七封字迹清晰，另有三封字迹格外颤抖，难以分辨，此外用炭笔写的两封也是‘親啟’，并没有发现使用‘親启’的信。”

陆蓥一说：“那是因为1935年8月的简字改革并未能推行去，这批简字表在第二年也就是1936年的2月就因为受到极度反对而收回了。”

房立文说：“我明白了，那么这个人一定是在1935年以前生，并且在1935年第一次简化字改革的时候至少已经到了会写‘親啟’的年纪，也就是说至少有七八岁了，所以他并没有受到这短短半年多改革的影响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