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七百零一章 官场论 二(2/2)

问题在于，大明朝官员之间的关系是极不平等的。上级轻而易举地就能给级带来好或造成伤害，级却很难利用手中的权力给上级带来什么实惠，除非他以盘剥百姓所得来孝敬上司。

实际上大约除了聂小蛮和苏景墨这样的极少数人以外，几乎没有知府知县不取“耗羡”，没有督抚不收“陋规”，没有京官不接受“孝敬”。能不在常规之外加码，便是清官。

所谓“三年清知府，十万雪银”，即此之谓。

那里要送“门敬”，跟班那里要送“跟敬”。如果是接到任命，京陛辞，或原本在京待命，即将赴任，则离京之时须向有关官员送“别敬”。曾经有一位地方官，从朔平知府调任陕西督粮，担任负责主西北地区军粮的地方官，仅在北京的“别敬”就了一万七千两银。上任后，仅送给巡抚的规礼，一年四季就共要五千二百两。

在这里，分明看到了大明朝的尴尬与两难。可为什么不改呢？因为改不了。同样，不是每一个官员都是贪官污吏，他难不知“陋规”是腐败？当然知。为什么还要收呢？因为不能不收。其实，“陋规”二字早就一语破天机，而且简直就是传神之至妙不可言──明知是腐败是陋，却又非不可遵守规矩。天底还有比这更荒唐的吗？

也就是说，一个官员要想青云直上飞黄腾达，关键在于其上司的赏识和提携。能被皇帝赏识提携当然更好，但对于中低级官员来说，这可能极小。因此几乎每个级官员都懂得一个理，就是必须和上级搞好关系，至少不能得罪他们。

荒唐的源不在别，就在大明朝制度本。大明朝制度有三大特征，即中央集权、理治国和官员代理，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央集权。这就决定了大明朝的各级官员，只可能是皇权的代理人，不可能是民众的代言人。而且，这代理也只可能是自上而层层递减的。与民众关系最为密切的知府县官，离权力中心也最远。但这丝毫不意味着因为“天皇帝远”，他们就可以自行其是。因为在离他们并不太远的地方，就有监临的上司。这些上司的上面，又有上司。正是这些上司和上司的上司而不是民众，决定着他们的前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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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，尽要孝敬上级就难免会伤害民众，但是，在孝敬上级和保护民众之间，许多官员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。因为谁都计算得，作为被大明朝雇来放羊的临时工，让包工兴显然比羊群的茁壮成更重要。羊群得再好再，也是农场主，是皇帝的，自己的实惠却只能来自上级。何况大明朝的羊儿是那样众多，几并无伤大雅。羊的任务原本就是生产羊，掉了还会再。就算光了也不要，因为恢复羊群的健康已是一任牧羊人的事。